音乐广播稿

　　与西汉乐府性质关系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的“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观风俗，知薄厚云。”笔者认为，除了传统的理解之外，仍然还有一些问题可以提出来探讨。《艺文志》的论述是《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总序，它列序了五种类型的诗赋的由来、发展、递变、作用与性质。班固在列序时，把五种诗赋类型置于并列的地位，而“赵代之讴、秦楚之风”“ 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观风俗、知薄厚云”一节话，是紧承前四类内容来的。在班固认为，先是那种不歌而诵的赋，它是“感物造端”的；其次是那种春秋时赋《诗》明志的《诗》，其出发点也是“微言相感”，明志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再次是所谓贤人矢志之赋，它的产生也是由于“离谗忧国”，所以“作赋以讽”；然后是汉兴以来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的“辞人之赋”，已“没其讽喻之义”；最后是武帝立的乐府所采的“赵代之讴、秦楚之风”，它们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可以观风俗，知薄厚”。由此可知，所谓武帝立的乐府其所采歌谣—— “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实际上同往古的“赋”“微言相感”以及后来原、宋玉等赋的“离谗忧国，作赋以风”等是相类贯通的；而“赵代之讴、秦楚之风”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及“可以观风俗，知薄厚”，则同春秋时用《诗》来“赋《诗》明志”及“别贤不肖而观盛衰”是相一致的。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写到，高渐离“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被称作“知音”。这里面也渗透着汉人的看法。枚乘的赋《七发》中有一首《麦秀歌》：“麦秀渐兮雉朝飞，向虚壑兮背乔槐，依绝区兮临回溪”，被枚乘称之为“此亦天下之至悲也”，认为它是音乐、歌诗悲哀的极致。王褒的《洞箫赋》中写到“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也倡言乐歌以“生悲”为精品，赏乐以“乐而悲之”为知音。这说明了西汉时代人们就有崇尚“悲音为美”的倾向；司马迁、枚乘、王褒等人就是力倡“悲音美”的代表人物。到了东汉人们仍然崇尚这种“悲音为美”。著名文学理论家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书虚篇》《超奇篇》中，又进一步阐发了“美色不同面，皆佳于耳；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文音者皆欲为悲”的观点，提出了以“美色”“悲音”“欲悲”等同为美感的最高准绳。东汉另一著名学者马融，在他的《长笛赋》序里，曾经说过，当他听到洛客用笛吹奏《相和歌辞·气出》《相和歌辞·精列》二曲之后，便“甚悲而乐之”。此外，《后汉书·周举传》《风俗通》等还分别记述了将相豪门宴饮和京师盛宴时，都以演奏挽歌《薤露》《嵩里》为乐的事，显然这也是汉代人“以悲为美”的反映。汉末著名诗人王粲在他的《公宴诗》中，也以“管弦发颤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诉杯行迟”的诗句，来表示“清且美”的乐歌具有“同所美”的美感享受。凡此说明，“悲音美”仍是东汉时代人们欣赏要求的共同标准。所以，嵇康在《琴赋 序》中对汉代“悲音美”的时代风尚，作出了如下精当的概括：“称其才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钱锺书先生也曾在《诗可以怨》中说过：“古代评论诗歌，重视‘穷苦之言’，古代欣赏音乐，也‘以悲哀为主’；这两个类似的传统有没有共同的心理和社会基础？”这说明在两汉时期，“悲哀之音”已经成为人们欣赏音乐美的标准，因此，两汉音乐都有悲壮慷慨、高亢苍凉、清峻明切的倾向，悲歌哀曲特别著称。小至《悲歌》《公无渡河》《陇头歌辞》《平陵东》《激楚》《十五从军征》《怨歌》等，大到《孔雀东南飞》《孤儿行》《妇病行》《悲愤诗》《胡笳十八拍》《广陵散》等，无不体现了“背音美”的诗情风韵。这种“以悲为美”是汉代人审美意识和观念的具体体现。这种以“悲”为美的音乐审美观念，代表着社会审美的主流，这种影响上至帝王宫廷，下至黎民世庶，具有普遍性、一般性。

　　汉代人在音乐实践中表现出的“以悲为美，以悲为乐”的美学思想，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人之情感喜怒不外哀乐两类，明屠隆说：“夫性情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乐，和声能使人欢然而忘愁，哀声能使人凄怆恻而不行。然人不独好和声。亦好哀声，哀声至于今不废也，其所不废者而可喜也。”（《唐诗品》《洗释断序》）能感人的音乐，不外悲、喜两类。在中国汉代，不仅音乐可以表现欢乐之情，而且出现了大量的悲伤之乐，形成了以悲为美的音乐观。而从历史的发展看，自春秋战国至汉，战争离乱带给人的不幸，及汉代人对自身命运之探索的努力及孤寂，都使汉代人对整个人生的命运的反映，而产生“悲”的情感。悲之有悲壮、悲凉，有悲伤，在整个汉代人的生活中诸多的“悲”存在。以刘邦之衣锦还乡，赋“大风歌”，慷慨悲歌，泣下数行，此该是人生之悲壮。由以“悲”来抒发感叹人生，到以“悲”为乐这其间有一个欣赏者出现，阮籍《乐论》记桓帝闻楚琴，凄怆伤心，慷慨长息曰：“善哉乎：为琴若此，一而已足矣！”便顺帝上恭陵，过樊衢，闻鸣鸟而悲，泣下横流，曰：“美哉鸟声”，使左右吟之，曰：“使声若是：岂不乐哉!”无论是抒发自己胸中之悲，还是借他人之悲音浇自己胸中之快垒，“悲”是人对自己情感的进一步认识，对人的情感世界的拓展、发掘。所以，悲乐在战国时滥觞，在汉代兴盛，反映了汉代人对自己本性情感的再发掘、再认识。而这种发掘与认识，在“经学”的束缚下不能以诗文来表现，却借音乐为渠道，得以宣泄表达。所以王褒《洞箫赋》云：“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音乐创作实践，欣赏中以悲为美的音乐现象，在汉末达到了高潮。魏晋人嵇康在《琴赋》序中云：“称其才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音乐以“悲”为美的欣赏观点对建安时代文学作品以“悲”为美的评价标准不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