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流水之声能够养耳，绿草之青能够养目，而书卷之香则心。
一部好书就是一盏明灯，能够照亮人们前进的方向，能够照亮人们灰暗的心灵，也能够照亮人们迷茫的人生。读书是高尚而神圣的，因为书籍是人类漫长历史的积淀，它带给读者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增多、精神的享受，更在于对人生的感悟和情操的陶冶。
邓友梅是公认的“京味小说”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小说“语言嘎嘣生脆，读起来像嗑瓜子般痛快”。而一部文学作品成功与否，不完全取决于文辞的华美，首先取决于作者对人生的感悟。
邓友梅说：“抗日战争期间，我度过了自我艰辛的少年时代，受到了党的教育和时代的磨炼，建立起基本的人生观。这就是个人生活境遇可能变，爱国爱人民之心不能变，个人命运是和国家民族发展紧紧相连的。这段艰苦的历程，也充实了我的写作资源。我的小说《据点》、《猎户星座行动》、《别了，濑户内海》、《成长》等，都带有自传的性质。”也许就是这种不平凡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善于观察人世的眼和善于描摹人性的笔。在他笔下，那五、画儿韩、索七、聂小轩的遭际浓缩了人世的酸甜苦辣，小胡同里上演着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
12岁时参加抗日战争，被骗往日本当劳工，九死一生;经历了洛阳战役、开封战役、淮海战役，直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南京;从事文学创作，被划为“右派”，四处劳改，被迫停笔22年……直到1979年，他写的《我们的军长》发表在《上海文艺》上，并获得了全国优秀小说一等奖。邓友梅一波三折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除了从生活磨难中感悟人生以外，邓友梅更是经过读书自省，在灵魂上“自我完善”。他当小兵时没有太多选择书的机会，战场上捡到书挑爱看的看。爱看《说岳全传》和《水浒传》，因为写的是为民战斗的故事，与他的生活有共鸣。之后有了随军新华书店，就省下津贴买书读。爱读刘白羽等写战士的小说和赵树理写农村的小说。建国后，他进入青年时代，爱看老托尔斯泰的小说。邓友梅说：“从这些书里我学会在思想道德和人格上自我解剖，自审自省，在灵魂‘自我完善’上下功夫。”
说到对人生产生深远影响的书，邓友梅告诉我们，战争时期出版的一本小书《新人生观》，使他懂得做人仅有为人民献身、对社会有所贡献，才不算虚度。还有就是《儒林外史》中的“楔子”，写的是贫苦少年王冕，一边放牛割草，一边自学绘画，苦学苦练，坚持不懈，最终成为著名画家。他也出身贫家，只受过四年学校教育。本来对自我的发展前途没定较高的目标，当个合格战士就满足了。在战场上捡到一本《儒林外史》，主要资料还看不太懂，但开头这篇故事却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从此立志自学，打仗行军之余，就抓紧时间读书。渐渐又学着写战斗报道等小文章，逐步走上了文学写作道路。
读书，一向是邓友梅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至今已75岁高龄的他每一天都在读书，就像他每一天必须吃清水煮花生和芹菜一样。他提倡：不要把读书作为硬性的任务，而要让它成为自我生活的一部分。邓友梅把读书分为浏览与精读两种。浏览是粗读，对书有个一般性的了解。然后选出读时有兴趣、读后有感悟的来再精读。精读是细读，反复读。有的篇章还要背诵和抄写。他说，为了加强记忆，背一次胜过读十次，抄一遍胜过读三遍。
知书以识理。多读书，读好书，才能明白更多的人生道理;明白了正确道理，才能做好人和好事。邓友梅告诉我们，读了巴金的《真话集》，“让我理解了做一个作家先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人”。好书，尤其是经典著作，是作者对世界探索、认识、研究、思考的成果。每一个人都要以前人的成就为阶梯，去攀登新的高度，而书就是最好的、不可缺少的阶梯。邓友梅从自身的成长经历、读书体验感悟到：中小学阶段正是人生打基础的时期，也是记忆力最强的时期，课余时间至少应当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来读书。“开卷有益，泛读精选，学以致用。多看趣味有用的作品，适当看趣味无害的作品，不看趣味庸俗、有害无益的作品。”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读书、热爱读书的民族。可是近年来国民读书率一路下滑，令人担忧。
如今，随着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网读”，将书本阅读拒之门外。而我一向固执地认为，“网读”不能代替书本阅读，更不能代替书本阅读。在我看来，书本阅读的那份独有的沉静、优雅和深远，是“网读”根本无法比拟的，也是根本无法体味的。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拒绝书本阅读。
读书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没有书籍的滋润，人的精神就会枯萎，人的生活就会黯淡，人的心灵就会蒙尘。
让我们在阅读中净化自我的心灵，启迪自我的智慧，打开自我走向成功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