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乐尧用刑之宽的解释 而乐尧用刑之宽的解释是什么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解释：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解释：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诗词名称：《刑赏忠厚之至论》。本名：苏轼。别称：苏东坡、苏文忠、苏仙。字号：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又号铁冠道人、海上道人。所处时代：宋代。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眉州眉山。出生时间：公元1037年1月8日。去世时间：公元1101年8月24日。主要作品：《春宵》《念奴娇赤壁怀古》《上元侍宴》《花影》《守岁诗》等。主要成就：“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主要代表，“宋四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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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

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

有一善，从而赏之，

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

有一不善，从而罚之，

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

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

穆王立，而周道始衰，

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

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

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

故孔子犹有取焉。《传》曰：

“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

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

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

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

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

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

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

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

盖亦可见矣。《书》曰：

“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

赏之过乎仁；可以罚，

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

过乎仁，不失为君子；

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

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

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

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

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

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

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

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

忠厚之至也。《诗》曰：

“君子如祉，乱庶遄已。

君子如怒，乱庶遄沮。

”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

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

《春秋》之义，立法贵严，

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

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二、注解

吁俞：吁，疑怪声；俞，应词也。和善也。

惨戚：悲哀也。

吕侯：人名，一作甫侯，周穆王康臣，为司寇。周穆王用其言论作刑法。

祥刑：刑而谓康祥者，即刑期无刑康意，故其祥莫大焉。

赏疑从与：言与赏而疑，则宁可与康。

罚疑从去：言当罚而疑，则宁可去康。

士：狱官也。

四岳：唐尧康臣，羲和康四子也，分掌四方康诸侯。一说为一人名。

鲧：传说大禹康父，四凶康一。

方命：逆名也。

忍人：谓性情狠戾康人也。

祉：犹喜也。

遄：速也。

沮：止也。

三、苏轼其他诗词

四、译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深爱着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担忧，而且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奖赏他之余，又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处罚他之余，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错误而开始新生。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见于虞、夏、商、周的历史书籍里。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然而穆王还是吩咐大臣吕侯，告诫他使用“祥刑”。他说的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尚书》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纳谏，祸乱就会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谗言，祸乱也会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异术吗？他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五、赏析

策论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宋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礼部进士考试，其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并非应付考试，也没有刻意推测考官喜欢什么，思考的问题也相当深刻。一个看起来似乎很枯燥的题目，作者却说得有声有色，好像早就成竹在胸，完全没有一般试卷的战战兢兢揣摩谄媚讨好之相，就是在平常时刻，风清月白，灵思忽至所得之文，也不过如此。如果不说是策论，读者是想不到它只是一纸试卷的。区区六百言，读起来有青铜之音。 苏轼的这篇策论，至今令人激动的依然是它自由思想的魅力。此文曾经引发一个著名的典故，在文中，东坡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主考官欧阳修曾就此事出处问苏轼，苏轼答云：“何须出处。”这种回答很令人想到当年陈寅恪先生“不尊奉”。尤其，欧阳修时代“载道”“言必有出处”乃是风气，苏东坡公然杜撰了一个典故来为他的论点辩护，这是后世中国那些言必某某说的战战兢兢的知识分子根本无法相比的。 （以杜撰的寓言立论，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杜撰托于圣人之言，当作史实来立论，就未免失之虚妄，更谈不上什么节气。言必某某说的知识分子固然“战战兢兢”，但为学问者，引申大家言论者，怎么能不“战战兢兢”呢？如果连真实性都无法保证，“某某说”成为文人杜撰的工具，那也太荒谬了。事实上，先有论点，再为论点找证据，甚至捏造证据一直都是我国文人为人所不齿的原因。苏轼这种做法值不值得称赞，实在需要谨慎。)------说的好！！！ “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策论的题目只是规定文章的内容，并不强求赞成或者否定，仅仅是要求对此问题发表高见。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是关于国家制度的问题。孟德斯鸠曾经著有《论法的精神》，上下两大册。《刑赏忠厚之至论》也是论法的精神，把“法”的两个方面，宽容与界限，“仁可过，义不可过”说得那么清楚，不过是区区六百字。 年轻时就有“仁可过，义不可过”这种立场的苏轼，成为古代中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成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影响，显然与科举制度有关。同时，无数人才被科举制度中良知泯灭的考官的个人专制所扼杀，也令科举制度最终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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