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树生出走原因新探

摘要： 巴金小说《寒夜》中的女主人公曾树生， 是一位深受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潮影响的新女性 ，为了追求自由和幸福 ，在巨大的压力下选择了一条”抛夫弃子”的道路 ， 走出了围困她的城堡。本为将从个人命运、 经济强势、 精神弱势三个角度对曾树生出走的原因因进行客观分析和探讨．试图为大家还原出她的无奈与困惑。

关键词： 《寒夜》曾树生 出走 原因 1前言

在《寒夜》中，巴金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主人公曾树生更加引人注目，甚至令人刻骨铭心。作者不仅刻画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展示了人物的内心矛盾与冲突，进而又从黑暗社会中找出原因，深刻揭露了黑暗社会的腐败、冷漠和对人的摧残。《寒夜》发表整整半个世纪，今天重读巴金这部力作，读罢萦绕于心、不绝于耳的是女主人公曾树生的一句听来平常但却有着深刻内涵的话语：”我并不是一个坏女人，我的错只有一个：我追求自由与幸福。”这是曾树生离开家庭去兰州后，给汪文宣所寄的长信中重复过两遍的心里话，字里行间透视出曾树生的辩解与抗争、果敢与坚定、觉醒与新生。这既是曾树生的肺腑之言，又是她对自己行为的一个评判，也是我们解读这一形象的关键所在。 2曾树生的命运归宿

曾树生是从日常生活走向社会生活的女性典型。五四思潮，使知

识女性在思想上意识到自身的从属地位，她们冲破的途径首先是获得自身命运的决定权，其次是在社会历史中铭刻自己的印迹。在中国现代文学早期的五四系列女性形象中，大多数都是以激烈地反抗获得了掌握自身命运的权利，但却不能进一步融入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走上以往女性的悲剧命运--湮没于琐碎繁杂的日常生活。比如《伤逝》中的子君。与诞生于五四女性解放初期的子君不同，曾树生随着女性解放的大潮，主动走进了社会生活的洪流，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努力开辟者自己的生活道路，并且获得了一席之地。她受过高等教育充满事业梦想，曾经希望和丈夫共同创办学堂；她蔑视伦理道德，勇于表达爱意，选择自己的生活，和汪文宣同居；她经济独立，在家庭经济困难的时候，用所得供养家人。她处处表现出新女性意气的昂扬开朗，处处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但这样一位有着追求，敢于行动的新女性却最终选择”花瓶”的命运，在痛苦、焦虑、无奈中离开她的丈夫，失去了自身的主体价值。 3曾树生出走的原因

《寒夜》描写的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战争的残酷、民生的凋敝、人心的失落。汪文宣、曾树生也都生活在这样的困境中，贫困和饥饿扭曲了美好的人性，于是争吵、沉默、猜忌成为了人与人之间对抗的武器，人们依赖心灵的互相蚕食暂时缓解永无休止的紧张，在片刻得胜的喜悦中挽救自己于崩溃的边缘。曾树生形象绝不仅是战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综合体，她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合理的性格、行为逻辑。她一方面成为了家庭经济的顶梁柱，取代了汪

文宣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女性作为生理属性上的从属心理，希求在家庭中获得归属感，这就使曾树生始终摆脱深深的矛盾，游走于离开还是屈从的心理疑问中。我认为，曾树生出走的原因是她实质上担当的家庭经济掌权者的角色与她在情感上的无法归依不能相符，进而造成她在生活与情感上的分裂，并促使她最终放弃情感上的依附，被迫选择自己新生的生活。 （一）家庭经济掌权者拯救不了家庭困境

《寒夜》里的曾树生，是全家的经济支柱，她的收入是汪文宣、汪母、小宣的生活来源。

一开始曾树生与汪文宣共同负担家庭经济 ， 后来汪文宣失业， 曾树生想方设法贴补家用 ， 她负担儿子的学费：” 小宣不是我的儿子吗?我们两个人还要分什么彼此!我的钱跟你的钱不是一样 的?” 她也负担丈夫的医药费：” 你的身体比钱要紧。不能为了钱就连病也不医啊! 只要你能养好病 ，我可以筹到这笔钱。” 在家庭经济上， 曾树生从没有说一句” 不” ； 从妻子的责任上说， 丈夫汪文宣得了肺病 ，曾树生一直给予照顾和关怀 ，同时单位要将她调往兰州， 她亦多次表示： “ 我不想去， 我能够不去就不去。” “ 我还有我的自由， 至多 也不过辞职不干!” 曾树生在经济上的强势地位要求自己的丈夫能想法设法和她一起共同渡过家庭的难关，曾树生想要为改变生活而斗争的决心其实比起汪文宣来要强得多， 多少次她问汪文宣：” 你还没有过够这种日子吗?”汪文宣的懦弱无言与曾树生的执着改变生活恰好形成鲜明对比。在

做出了种种努力仍然毫无作用的情况下选择了出走--这符合她追求个性解放、 追求自己幸福的性格特征。因而，曾树生就好像是《伤逝》中的子君， 冲破重重藩篱与爱人走到一起，但最后却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选择了出走。不同的是，这个结局的根本原因不是娜拉出走里的夫权问题，而是家庭困境令曾树生找不到任何获得幸福的希望。

（二）情感上的无法归依

在情感方面，曾树生是家中的弱者，她饱受着心灵的折磨。汪文宣和曾树生从共同的志愿中萌生爱意，面对战时的残酷，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对抗方式，曾树生依然保持着青春的活力和生命的热情，而汪文宣则日渐消沉，他变得敏感、脆弱、老气横秋，只为别人而活，时时考虑他人的冷嘲与蔑视，考虑母亲、妻子的争吵，神经永远疲惫，最后挣断了生命的弦。特别是在妻子面前，他永远是无勇无力的病态。比如当母亲和曾树生吵架时，汪文宣不能承担一个儿子和一个爱人的责任，却总是用自责甚至自虐的方式唤起他人怜悯。”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他觉得头要爆炸，心要碎裂。一个’滚’字像一个结实的拳头重重地打在他的胸上。他痛苦地叫了一声，立刻掀开被头，疯狂地用自己两个拳头打他的前额，口里接连嚷道：’我死了好了’！”汪文宣的自责虽然能唤起妻子的怜悯，但他确实不是以前的汪文宣。曾树生在这样的家庭里，虽然有丈夫，却感受不到爱的温暖和抚慰，还得反过来为汪文宣排解忧愁，成为了汪文宣倾诉和请求的对象。再强势的女人仍需坚实的臂膀依靠 ，

如果丈夫无法挑起生活的重担，反而需要弱小的妻子解决问题，爱情也会被生活洗涤得暗淡无光。树生眼中的丈夫已失去了光辉，她只能无奈向丈夫说道 ：” … …可是我只能怜悯你 ，我不能再爱你。你从前并不是这种软弱的人 !……”

其实她心中又何尝没有痛苦，她忍受家庭的压抑，徘徊在走与不走的抉择中，回到家里却找不到以前的丈夫--那个能为她排忧解难的人。曾树生在家里得不到精神的补偿，失去了心理的依靠。 恶劣的婆媳关系同样是令曾树生头痛的事。在《寒夜》那样的家庭里，曾树生感受到的是婆婆的冷言冷语，以及对丈夫爱的分割。汪母对曾树生的憎恨首先来自于二人的婚姻、家庭观念的不同，”我当年做媳妇，哪里敢像她这样”是汪母时常挂在口头上的话，汪母本来看不惯怎书生这样没有经过仪式入门的媳妇，她”花瓶”的工作，广泛的交际更激起汪母的憎恨，当然还有深层次的心理原因。在汪文宣二十多年的成长经历中，汪母是他唯一的依靠，是他的精神支柱。由于曾树生的介入，汪文宣的爱不再完整，汪母对此怀有深深的恐惧，她将一切罪责都归于曾树生。曾树生面对的婆婆，是一个对她没有丝毫精神安慰的亲人甚至敌人，她们之间只有喧闹、纠葛和争夺。

曾树生最后选择离开家，是她精神自主的选择。虽然她还会想念着她的家但那已经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意，只是对汪文宣的怜悯和对汪母赌气的一种混合情感，即便是对小宣，她也没有表现出割舍不下的难过。所以，曾树生的出走，是她在家庭中角色错位所导

致的。 4结语

曾树生这位生活于四十年代的新女性，秉持着个性解放、独立自由的思想，追寻着女性的主体性。但当时抗战后黑暗的现实并不能为她实现理想创造条件，反而对她的追求百般阻挠； 在家庭中，疲惫、困顿的心灵也得不到慰藉，只能将她寻找自由的心死死围困，推向更深的黑暗；从她自身来说，虽受新思想的影响，但由于传统思想潜移默化地熏陶，使她处于传统与现代，世俗与人性的夹缝中，不能彻底摆脱传统思想的钳制。这些因素都成了逼迫她出走的原因，迫使她趋向自由、希望， 逃离暗无天 日的现实然而可悲的是， 她虽然离开了家庭，却终不能逃脱时代的束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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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思和、李辉，巴金论稿[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4，1983-292．

[5]田仲济、孙昌熙，中国现代小说史[ m] ，山东文艺出版社 ， 1984 -186 ．

作者简介：高昌文（1974-），男，籍贯（湖南省永州市人），硕士研究生，讲师，当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